竹文化和安吉精神

自1997年的“中国竹文化节”，迄今已过去了多年，但什么是“竹文化”，本地许多人恐怕仍语焉不详。各地一度流行“文化搭台，经济唱戏”，故“文化节”之种种，有时陷入“文化已随黄鹤去，此地空余文化节”的尴尬状，也在所难免。当然，对什么叫“竹文化”，不妨仁智互见（事实上，对文化问题通常很难达成共识。如有关“文化”的定义就有166种之多，“竹文化”的“文化”又该取其哪一种？）好在我们不以文化学者自居，不必在“文化”或“竹文化”的概念上死认学理。在此，作为一家之言，试谈我所理解的“竹文化”之精髓，并由此涉及“安吉精神”。
　　“竹文化”外延宽泛，如早园竹栽培，毛竹丰产林改造等技术，都可划入广义的“竹文化”之范畴。但从传统文化或人文精神的视角来看，“竹文化”的精髓不妨说是高尚道德境界的象征和美好人格品性的化身。换言之，竹可谓植物界“精神文明建设的标兵”！传统语境中有“四君子”（梅兰竹菊）、“岁寒三友”（松竹梅）之说法，而“竹”都跻身其中。多年前我写过一篇《节操如是，可谓君子——从古文看竹与人格之关系》（见《做人与处世》月刊1996年4月），对从人格化高度赞美竹之品性的古文材料，多有归纳和阐发。如在白居易看来，养竹和养性几乎是一回事。他说：“竹本固，固以树德。君子见其本，则思善建不拔者；竹性直，直以立身。君子见其性，则思中立不倚者；竹心空，空以体道。君子见其心，则思应用虚受者；竹节贞，贞以立志。君子见其节，则思砥励名行、夷险一致者。夫如是，故君子多树之为庭。”把竹作为植物的自然品性和“君子”所应有的道德风貌相提并论，“竹性”和“德性”可等量齐观。唐代的刘严夫在《植竹记》中也把植竹视为修身进德的外在象征：“君子比德于竹，原夫劲本坚节，不受霜雪，刚也；绿叶萋萋，翠筠浮浮，柔也；虚心而直，无所隐蔽，忠也；不孤根以挺耸，必相依以森秀，义也；虽春阳气旺，终不与丛木斗荣，谦也；四时一贯，荣衰不殊，恒也；垂萼实以迟凤，乐贤也；岁擢笋以成竿，进德也。”前些日子，看到胡锦涛总书记带头取消高层领导出访搞国内迎送之报道，又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抗非典前线，对医务人员频频鞠躬，不禁使我想起两句咏竹的名句：“刚出土时便有节，及凌云处仍虚心。”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在和竹有关的人格化风范上，可谓身体力行。
　　概言之，做为高尚道德境界之象征和美好人格品格之化身的竹，在植物属性上所具有的“正直、虚心、节操、坚韧、淡泊、清丽、团结、发展”等特性，无不和为人之正道相通。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！竹乡人在精神文明建设上，特别是在思想道德和精神风貌上，当以“竹”为师。这就延伸出“安吉精神”之话题。“十六大”提出“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”。省委和市委又先后提出了“浙江精神”（自强不息、坚韧不拔、勇于创新、讲求实效）和“南太湖精神”（“崇文重教、艰苦创业、兼容并蓄、不断创新”），而“安吉精神”尚无定论。钱坤方书记最近在全县文化工作会议上的讲话，在谈到“生态文化”之“精神层面”时指出：“按照与时俱进的要求，依靠群众的广泛参与，提炼并丰富‘安吉精神’，使全县人民始终保持昂扬向上的精神状态。”依笔者管见，对“安吉精神”的提炼和概括，倘无视“竹文化”之精髓，不和高度人格化了的竹之品性相联系，那是颇有点“生在福中不知福”之嫌疑的，至少是没能充分发挥和利用安吉作为“中国竹乡”的地方人文优势和风物特色。当然，这仅是我的杞人忧天。当地主政者对此当更有高瞻远瞩、高屋建瓴的识见。
　　从“竹文化”谈到“安吉精神”，至于究竟什么才是“安吉精神”，我看还是“依靠群众的广泛参与”为好。故本文只是提供某一方面的思路。成语说“抛砖引玉”，而“中年痴呆症”如我者，其实是连“砖”也抛不出来，充其量只不过做了一下“抛砖”的动作而已（或曰“空手套白狼”）。不过，倘若你是党校某期培训班的学员，本着教学相长的出发点，我倒愿意在课堂上下就此话题作一些实质性的探讨。如有半斤高度酱香落肚，说不定我还会偶有灵感，但这也不过只是说说而已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