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白茶自为一种,与常茶不同。其条敷阐,其叶莹薄,崖林之间,偶然生出,虽非人力所可致。有者不过四五家,生者不过一二株。芽茶不多,尤难蒸焙,汤火一失则已变而为常品,须制造精微,运度得宜,则表里昭彻,如玉之在璞,它茶无与伦也。”这是九百年前宋徽宗赵佶在其《大观茶论》中对白茶的御评,因此钦定白茶为“天下第一茶品”。
唐宋时期,以茶为宝。尤其北宋,一方面继承和发展着唐王朝灿烂的文化,另一方面,北方相继出现的西夏、辽、金及蒙古部落,把宋王朝搅得寝食不安。出于政权、军事、经济和文化发展的多方面需要,北宋历代皇帝对茶业发展给予了高度关注,在全国严厉实行榷茶制、设立贡茶苑,鼓励茶作,时尚斗茶。在多种因素摧动下,茶业得到迅速发展,茶文化和茶技术出现空前繁荣,尤其是第十一代皇帝宋徽宗当政的二十多年,君臣文人农夫共催,尚茶之风犹胜当今名优茶热,我国历史上的团茶制造和茶文化达到了鼎峰时期。1125年熊蕃初纂、1158年其子熊克增补的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里详尽记述了北宋历朝贡茶花色不断翻新、穷尽其技的情况。到北宋即将颠覆的宣和年间,仅贡茶规制品类多达四十余种;芽叶采制单芽基础上再选取水芽:“盖将已拣熟芽再剔去,只取其心一缕”;新茶开采 “皆占冬至而尝新茗,是率人力为之”; 而官府对贡茶采制管理:“每日常以五更过鼓,集群夫于凤凰山,监采茶官人给予一牌入山,至辰刻则复鸣锣以聚之,恐其逾时贪多务得也……”(1186年赵汝厉《北苑别录》),情形由此可见一般。
宋徽宗为亡国之君而遭后人鄙弃,但他在书画、茶学等方面的博学多才仍美名青史。公元1107年,他写就《大观茶论》,这是把北宋茶艺茶技茶风推向极致高位的代表性作品,且不去追问此文是否为他人代笔之作,读其文,可感知是一篇心得力作,全文文笔流畅优美,阐理简洁精确。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与两种人分不开,一类是官僚文化骚客,这些人多数不深究茶道茶理,甚至是即兴而起,才高者如卢仝等写出了优美的茶论诗文,把茶文化做得玲珑剔透,留传后世,才劣者也凭着一知半解为后人留下史料,尽管内中不少是误后人视听的;另一类是以茶为生的茶户茶工,他们虽对茶技茶艺有深刻的认识,但写不出优美而完善的茶著来,即使被尊为茶圣的陆羽,当时在玩转茶道时也遭人鄙弃。而宋徽宗御万乘之尊,有遍尝天下名品的条件,更重要的是他有心亲身实践去成就一部佳作。
《大观茶论》全文共二十篇论,对各地所产茶叶只作通论而未细举,仅突出白茶一说,并钦定为天下第一茶,可见他对白茶格外赏识,后人因此亦纷纷誉赞。《宣和北苑贡茶录》感叹:“盖茶之妙,至胜雪极矣,故合为首冠。然犹在白茶之次者,以白茶上之所好也”。按照当时业内人士评价,胜雪应为天下团茶之精极产品,然而因皇帝说白茶最好,只好屈居其次。
其实,白茶从民间到赵佶皇帝手中之前,已被奉为至尊,称为“茶瑞”。追想当时对团茶品质的要求:色白、香真、滋味无涩而甘醇,而从今天对白茶品质的研究分析,白茶恰以甘鲜称著,宋徽宗贵为天子,可能更深刻地理解这一点!